文/刘作鹏
商於之地，是秦汉以后古人对商州至豫西内乡於村之间地域及道路的统称。此道西出长安灞桥，经蓝田翻越秦岭至商州，出武关直达东南各地。
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严耕望《唐代交通图考·蓝田武关驿道》说：“长安东南出武关，自古为秦楚之交通孔道。”这里的武关，既是指春秋战国建于商南湘河街丹江汇水湾处的秦武关，也是指位于四条岭两山之间的秦楚关墙，也包括丹凤武关遗址。武关是商於古道的关塞。
商於之称，最早见于《史记》。《史记﹒商君列传》载：“卫鞅既破魏还，秦封之於、商十五邑，号为商君。”《史记﹒张仪列传》载：“秦欲伐齐，齐楚从亲，于是张仪往相楚。楚怀王闻张仪来，虚上舍而自馆之：此鄙陋之国，子何以教之？仪说楚王曰：大王诚能听臣，闭关绝约于齐，臣请献商於之地六百里，使秦女得为箕帚之妾，秦楚娶妇嫁女，长为兄弟之国。”这里的“於商”和“商於”，都是指商州至於村之间的六百里范围广大地区。
《水经注》记载：“丹水经南乡、丹水二县，历于中之北，为所谓商于者也。”南乡和丹水都是西晋太康年间的县名，位于淅川和西峡境内。“於”和“于”同音，为古文中的通假用法。唐《通典》作者、杜牧之祖父杜佑曰：“今邓州内乡县东七里有于村。”中唐之时，内乡县属于邓州管辖，其范围包括现在的西峡峡县。内乡之名，于隋开皇年间因避讳而更名内乡，故址在今西峡县城北关一带。古代的於村，很可能在此地。
这条肇端于春秋战国时的古道，从商鞅破魏立功被封於、商十五邑到张仪骗楚怀王送商於之地六百里开始，便进入了历史典籍，自此至清末两千多年中，始终是承载着南北军事、政治、商旅、人文交流的大动脉。先秦时期，诸侯纷争，合纵、连横之术在华夏大地轮番上演，张仪效命西秦，颠沛于商於古道，鼓起如黄巧舌，游说楚怀王获得成功，怀王派遣使者至秦国受地等外交活动，都是往返于古道之上。因此，在先秦时期，商於古道是一条外交之道。
张仪返秦，马上变卦，“谓楚使者曰：臣有奉邑六里，愿以献大王左右。楚使者曰：臣受令于王，以商於之地六百里，不闻六里。还报楚王。楚王大怒，发兵而攻秦。”自此之后，商於古道战云不断。《乾隆商南县志》载：“（周）赧王十七年，秦伐楚，取八城，遂诱楚君怀王于武关，执之以归。（秦）二世二年，楚谴沛公伐秦，秋八月入武关，九月击嶢关破之。晋咸康十年春二月，桓温率师伐秦水军，自褒阳入均口，步淅川趋武关。宋绍兴三年冬十二月，金将撒离喝自商於直捣上津，取金州”翻阅正史典籍和地方志，自战国至民国，各个历史阶段，只要南北开战，商於古道都是兵家必争之地。因此，商於古道是一条重要的军事要道。
有唐一代，社会开放，政治空前开明，经济、文化空前繁荣，加之科举制度的兴起，为天下读书人搭建了科考入仕平台，来往于商於古道上的人员迅速增加，古道进入全盛时期。京都长安外放或贬谪到东南诸州的官员，大多取道商於之地。初唐之时的沈佺期、张说、张九龄或派或贬南方为官，皆往返于商於古道；盛唐之时的李白、张籍、钱起前往长安谋仕，皆经商於古道至京师；中唐时期，韩愈、柳宗元、白居易、元稹、刘禹锡被贬谪南方任职，皆取道商於古道到达任职之地；晚唐时的李商隐、杜牧、温庭筠、吴融、赵嘏等皆多次经商於古道往来于长安与南方各地。尤其是著名诗人李商隐，不仅名字中包含了商山隐士四皓的典故，还写了多首商於古道诗篇如《商於》、《商於新开路》，对商於古道沿途景色和刺史李西华扩修商於古道作了真实的描写。
毫不夸张地说，唐代著名诗人中，除杜甫未曾在商於古道留下足迹和诗篇，绝大多数都在商於古道跋山涉水，并创作了不朽诗作。公元七六八年正月，杜甫将夔州置下的果园赠与朋友，从白帝城乘船，经三峡东行，准备在江陵做短暂停留，溯汉江经襄阳沿商於古道到达长安谋事，不料，此时广袤六百里商於之路，正陷于一场叛乱之中。商州兵马使刘洽杀死商州防御使殷仲卿，反叛朝廷，使古道陷于混乱状态，交通阻塞，行旅不通。等到八月份，又遇到吐蕃入侵凤翔，长安受到巨大威胁，迫使杜甫不得不放弃走商於古道到达长安的计划。历史就是如此吊鬼，这场叛乱，使杜甫留下了不可挽回的遗憾，也使商於古道丧失了伟大诗篇的历史机遇。除杜甫之外，唐代大诗人如李白、白居易、韩愈、柳宗元、刘禹锡、李商隐、杜牧、温庭筠等都在商於古道留有传世之作，笔者委托唐代文学会编撰的《商於诗路》，对近首商於古诗加以注释，为商於历史文化提供了权威蓝本。可以说，商於古道是一条唐诗之路。
唐代诗人途径商於古道，多为贬谪之旅，正常调任和外派升迁者，几乎不见于史书。以此而言，商於古道也可称之为贬谪之路。悲愤出佳作。诗人于悲愤之时创作的诗篇，最能反映作者的思想高度与艺术水平，如韩愈《左迁蓝关示侄孙湘》，温庭筠《商山早行》等，多为诗人的代表作，也是唐诗中的经典诗篇。
唐代政治开明和文化繁荣，促进了交通和经济发展。《唐会要·卷六十一·馆驿使》载：“其年（贞元二年）十二月敕节文，从上都至汴京为大驿路，从上都至荆南为次驿路。”上都，指唐都长安。长安城创建于隋文帝开皇三年（），始称大兴城。唐朝建立后更名为长安，亦称上都。荆南，即唐代的荆州。大驿路即为西京长安至东京洛阳的两京大道，次驿路则指从长安到荆州之间的道路，此道北段即为商於古道。安史之乱后，两京道为藩镇叛乱所阻，东南地区输入京师的物资改由汉江水运，经上津道转至商於古道运往长安。
明朝立国之初，为了防范蒙古族瓦刺和鞑靼对中原袭扰，朝廷设立九边防御体系，又因九边关塞远离明帝国中心，后勤补给不便，为减轻朝廷压力，洪武三年，朝廷与山西、陕西商人达成一项协议，即商人向边关要塞输送粮食，朝廷便批准商人贩卖官盐资格。简而言之，即商人把内地粮食运送边关，官府就给商人发盐引，送多少粮食，发多少盐引，商人拿着盐引到盐场领盐，赚取中间差价。所谓盐引，就是垄断食盐运销的官方凭证。这一制度，叫作“开中制”。当时，陕西疆域包括甘肃、宁夏疆域，明廷在陕西边界沿线设置了固原、延绥、宁夏、西宁四个边镇，驻扎24万边防军，饲养7万匹战马，以确保边防安全。清末著名思想家刘光蕡在《烟霞草堂文集》说“明边重陕西”，道出了陕西边防的重要性。在“开中制”鼓励下，陕西商民乘势而起，输粮边关换取盐引，走上大规模经商之路，成就了关中地区以邻里亲朋为纽带的陕西商帮登上历史舞台，奔赴各地经商致富。陕西商帮出陕而进入东南诸省的大通道，即为商於古道和丹江水路。
据史料记载，明清近年历史长河中，陕西商帮每年经蓝田陆运商州龙驹寨码头，再乘船销往东南各地的食盐数千万斤，加工中药材多万斤，烟丝多万斤，每年从江南、河南、湖广等地运抵长安进而分销西北边关的布匹多万匹，茶叶多万斤，其他日用商品，更是品类繁多，数量巨大。陕西商人到全国做生意，为叙乡谊，保平安、议商事、促联合，联合山西商人在各自经商城市建造了寄托乡情的异乡故园——山陕会馆。当时，商界流传一句话叫作“天下会馆数陕西”。商於古道和丹江水路南端的湖广、河南各地，凡是明清商业发达的城镇，几乎都有“山陕会馆”。沿商南境内丹江而下，沿途有荆紫关山陕会馆、邓州山陕会馆、襄阳山陕会馆，社旗山陕会馆、唐河山陕会馆、上蔡山陕会馆，其中，社旗山陕会馆，代表着中国会馆建筑艺术的最高成就，被学术界认为“天下第一会馆”。这些会馆，是陕西商帮当时风靡全国各地的证明，也是商於古道和丹江水运为古代经济做出的巨大贡献。
然而，地处商於古道中心地段和丹江水运主要河段的商南，对这一本可引以为骄傲的文化历史，却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，鲜有学者挖掘和研究。这对于研究和传承商南地域文化不能不说是个很大缺憾。本文提请商南为政者和历史文化研究者，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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