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楚国早期初兴之地，由于太史公《史记》“史家之母本”的崇高地位，所以后世一直在考证太史公所记“熊绎居丹阳”之丹阳究竟在哪里，而从没考虑过，他老人家有可能搞错了。但是直到现代，出土面世了一大批的先秦竹简和金器，似乎又在从各个方面向后人昭示着，楚国早期发展似乎跟跟丹阳没有什么关系。
新发现的竹简金器中，对当今楚史研究影响最大者莫过于《清华简.楚居》。“清华简”是年7月由清华校友在海外购回捐赠母校，《楚居》是这批竹简中的一篇记书。据专家解读，《楚居》是公元前年后的楚国史官所写，详细记载两千三百多年以前从楚祖到楚肃王之间，历代楚君楚王郢都的迁徙路线及楚国国名来源的一部楚国史书。《楚居》作为先秦时期楚国人自已书写的史书，应当说可信度极高，为我们解开楚国历史中的许多疑惑提供了重要线索，但其行文全篇并无“丹阳”之记载，与《史记》所载世系也略有不同，因此需要我们做更多的考证、分析和调查，来验证和完善《楚居》叙事脉络的真实性与完整性，以此来还原历史真相，为楚史研究之分歧，找出几点可以确定的结论。
《楚居》释文：
季连初降於騩山，至于穴穷。前出于骄山，宅处爰波。逆上汌水，见盘庚之子，处于方山。女曰妣隹，秉慈(?)率臧(?)，丽(?)迪(?)四方。季连闻其有聘，从及之盘，爰生伯、远仲。毓徜徉，先处于京宗。穴熊迟徙於京宗，爰得妣，逆流哉水，厥状聂耳，乃妻之，生侸叔、丽季。丽不从行，溃自胁出，妣宾于天，巫咸改(?)其胁以楚，至今曰楚人。至熊狂亦居京宗。至熊绎与屈紃，使鄀嗌卜徙於夷屯，为便室。室旣成，无以纳之，乃窃鄀人之犝以祭。惧其主，夜而纳尸，至今曰，必夜。至熊只、熊、熊樊及熊锡、熊渠，尽居夷屯。熊渠徙居发渐。至熊艾、熊挚居发渐。熊挚徙居旁屽。至熊延自旁屽徙居乔多。至熊勇及熊严、熊霜及熊雪及熊紃、熊咢及若敖熊仪，皆居乔多。若敖熊仪徙居鄀。至蚡冒熊率自鄀徙居焚。至霄敖熊鹿自焚徙居宵。武王熊自宵徙居免，焉始[□□□□□]福。众不容於免，乃溃疆浧之陂而宇人焉，至今曰郢。至文王自疆郢徙居郢，郢徙居樊郢，樊郢徙居为郢，为郢复徙居免郢，焉改名之曰福丘。至庄敖自福丘徙袭郢。至成王自郢徙袭郢，郢徙[□□，□□徙]居睽郢。至穆王自睽郢徙袭为郢。至庄王徙袭樊郢，樊郢徙居同宫之北。若敖起祸，焉徙居烝之野，烝之野[□□，□□徙]袭为郢。至恭王、康王、嗣子王皆居为郢。至灵王自为郢徙居乾溪之上，以为处於章[华之台]。景平王卽位，犹居乾溪之上。至昭王自乾溪之上徙居郢，郢徙居鄂郢，鄂郢徙袭为郢。阖庐入郢，焉复徙乾溪之上，乾溪之上复徙袭郢。至献惠王自郢徙袭为郢。白公起祸，焉徙袭郢，改为之，焉曰肥遗，以为处於梄澫，梄澫徙居鄢郢，鄢郢徙居吁。王太子以邦复於郢，王自吁徙蔡，王太子自郢徙居疆郢。王自蔡复鄢。柬大王自疆郢徙居蓝郢，蓝郢徙居郢，郢复於，王太子以邦居郢，以为处於郢。至悼哲王犹居郢。中谢起祸，焉徙袭肥遗。邦大瘠，焉徙居鄩郢。
一、史料印证下的楚国初兴之地在荆山“雎漳之间”
楚史研究，必看《史记》与《左传》，今观《楚居》所载楚人世系与《史记》不同之处，与《左传》记述相符。
《史记.楚世家》记载：若敖卒，子熊坎立，是为霄敖。霄敖六年，卒，子熊眴立，是为蚡冒………蚡冒辏洹冒弟熊通弑蚡冒子而代立，是为楚武王。
《楚居》所记世系为：“若敖—蚡冒—霄敖”。
《左传》中均用若敖、蚡冒连称，宣公十二年：“训以若敖、蚡冒”，昭公二十三年：“无亦监乎若敖、蚡冒至于武、文”。均若敖、蚡冒连称。《国语郑语》韦昭注：“蚡冒，楚季训之孙，若敖之子熊率”，明言蚡冒系若敖之子，霄敖在蚡冒之后。
上述资料对比来看，左公作为春秋时代当事人，其对史实记述更
为准确，这也与历史上记载的左公出身经历相符，其祖上十余代人皆为楚国史官，可以说左公所知楚国历史可能比历代楚王本人都要清楚。
这位楚国史学第一权威在《左传.哀公六年》记述楚昭王说：
“三代命祀，祭不越望，江汉沮漳，楚之望也。”说楚人初兴之地就在“江汉沮漳”之间。
《墨子》记载：“楚熊丽始讨此雎山之间。”
《左传》与《史记》都记有：“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”的记载。
年，在长沙马王堆出土的《战国纵横家书》，记载有苏秦答
对曰:自复而足，楚将不出雎、章，秦将不出商阉………。”
年发掘的《新蔡葛陵楚墓》，其中有祝祷之辞的竹简，内容
是：“昔我先出自川阝遣(追)，宅兹雎、章(漳)，以選迁处。”清华大学李学勤奋先生在《论清华简楚居中的古史传说》中说：“简文是墓主平夜君成的口气，平夜君系楚王室贵族，所说“我先”指楚的先祖，所以这支简文句不多，却叙述了楚国王系所出及其居处位置，关系重大。”
先秦时期的祖先崇拜（楚人三先）与山河崇拜（江汉雎漳），必然导致后世楚王、楚人在史料上及出土文献中对先祖人名地名常有提及，而其内容必然也是当时楚人之共识。楚昭王病祭河川，指明：“江汉沮漳，楚之望也。”；平夜君之祷词：“宅兹雎、章(漳)，以選迁处。”此必然是先秦楚人之共识认知。（秦始皇病之将逝，首先想到的是叫蒙毅代往“还祷山川”，可见先秦之人对山河祭祀之事的审慎、慎重，山河地名之记述，绝对不会有误错）
当代楚学界两位泰斗石泉先生与张正明先生，早已在各自论文中
证实，古沮河、漳河就是今天南漳的蛮河与清凉河，古之荆山便在南漳县西北与保康交界，雎山便是今日南漳保康谷城交界之地的主山，这一点学界基本一致认可。（参见：石泉先生《古代荆楚地理新探》和张正明先生《熊绎所居丹阳考》《楚居》）
二、新时期丹阳淅川说已无法成立。
楚学界关于“熊绎丹阳”的辩论从早期的“秭归说”、“枝江说”、“当涂说”、“淅川说”、“南漳说”，发展到新千年之后，前三种说法已因为各种不符合史实之处，都被排除了。只剩下“淅川说”与“南漳说”，两方代表分别是石泉先生与张正明先生，但二位先生均没有看到《楚居》的面世，已过世。（今有我辈小子不才，续先贤之志，试为《楚居》面世后的楚学之疑，作出晚辈后人的解释判断！）
我们现已知，荆山、雎山、沮水、漳水是一个一体的古楚地理标
识语言，而石泉先生在《古代荆楚地理新探》系列文章中，单把荆山拿出来讲，在考证商洛大、小荆山的情况下。又在古文献中，找出古代淅川也有荆山的记载。可是老人家还是实事求是的把沮水、漳水之地望考证到南漳蛮何附近，并在其原文中说明：
《古代荆楚地理新探》原文截图
如果确如石泉先生所说，古人认知：“自春秋、战国直到清初的荆山所在。”就在今天南漳，古沮、漳河是南漳蛮河、清凉河。那先楚地望就没必要探讨了，因为春秋到战国末期的楚国国王贵族，常把“荆山、雎、漳”等地名挂在嘴边，出现在各种文献中，相信楚灵王他们不会把自已祖先的望祭之地搞错的。
另《楚都丹阳地望新探》第五大点，列举四点以证西周及春秋早
期丹阳在淅川。前两点就存在重大漏洞，第一点举出“观丁父，鄀俘也。”来证明楚鄀相邻，而据最新出土的《楚居》也可证实，楚、鄀确为邻里。但学界皆知鄀分上下两支，先生却直接略过不谈。第二点先生由巴国处于陕西东南、大巴山以北，而楚位于巴、邓两国之间，因此楚在淅川。然而紧随其后先生就列举了历史事件：巴楚二使走到邓国的南部边界被人劫杀。这不对啊，北面来的建交大使怎么怎到国之南境让人劫杀的呢？这说不通。而先生在《新探续集》中，又自已予以更正，解释为钟祥也有一南部巴国。算是先生对自已“淅川”说另一种形式的推翻吧。
三、“丹阳”或只是楚人迁移过程中的一个地理标识。
既然“淅川说”与“南漳说”双方先生已就“荆山、沮漳”之地望达成共识，而《楚居》全篇也无“丹阳”之地名记述，以此是否可以判定此记述也如前述世系之误一般，为太史公之误记？
小子以为不可！
查看楚子居丹阳的最早记述为《世本》：“楚鬻熊居丹阳,武王徙郢，”后《史记》记载：“熊绎居丹阳，文王徙郢”，而《楚居》所载确为武王陡郢，也即《世本》所载可能为真。再看《楚居》对应之记载：“毓徜徉，先处于京宗。穴熊迟徙於京宗，爰得妣，逆流哉水，厥状聂耳，乃妻之，生侸叔、丽季。……至熊狂亦居京宗。至熊绎与屈紃，使鄀嗌卜徙於夷屯.”对此文我个人理解为：楚人先处京宗，后穴熊迁移至别处，也把该处命为“京宗”，这种命名方法实为楚人之常例，观《楚居》共有14处郢都，穴熊移居新地继称京宗很正常。
(“安大简”整理者黄德宽《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概述》一文透露:“鬻熊、穴熊、季连、长琴应当同是一人分化。此论更可证实“穴熊迟徙於京宗”实为鬻熊迁往他处之说。)
1、楚人先处之京宗地望，史文有载。
“班簋”中曾提及：“丕丮皇公，受京宗懿厘，毓文王王姒圣孙。”此京宗即程邑，为文王时期周之宗庙所在，又称之为京宗、京郑、宗周。楚人“先处之京宗”即此京宗附近，是与历史事件符合的，鬻熊“文王之师”的身份地位，处京宗之周这是符合常理的。（尽管师之身份有说老师、有说火师，我甚至认为有可能为一师之军，但无论哪种身份，住于京宗之周都属常理。）
《中国历史地图集.西周》
2、鬻熊迟徒于京宗区域分析
楚人一族未参于牧野之战，这已是学界共识。不知应何种原因，鬻熊出走，《楚居》记载路线为“逆流哉水”，哉水即古之兹水，今灞河。（哉水：哉通兹14，故哉水即古之兹水，今名灞河，发源于蓝田县霸塬乡秦岭北坡。《汉书·地理志》：“霸水亦出蓝田谷，北入渭。古曰兹水，秦穆公更名以章霸功。”《水经注·渭水》：“渭水又东过霸陵县北，霸水从县西北流注之。霸者，水上地名也。古曰滋水矣，秦穆公霸世，更名滋水为霸水，以显霸功。《诗经·大雅·下武》之“昭兹来御”在《东观汉记》中作“昭哉来御”）
灞河与丹水系出同源，翻过秦岭山口，南麓即是沿丹水河谷形成的“古武关道”。而在鬻熊出走的过程中“爰得妣……乃妻之，生侸叔、丽季”，今人看这条近三百公里武关道不算远，可是在高山深谷原始丛林间的西周时代，此路程是以月计，甚至年来计算的。
在此过程中鬻熊也并非为赶路，而是为部族寻找生根落脚之地，在此过程中，其妻孕、生子，此过程都不适于部族大规模急速迁徙，因此鬻熊曾带领楚人，在丹水之阳逗留居住过，是可以解释通的。因此《世本》记载“鬻熊居丹阳”，应该是没有问题的。而其子熊丽已然“讨于雎山之间”了，那么鬻熊在“丹阳”停留时间必然不长，而且是试探观望性质的逗留。
3、鬻熊出走及熊丽讨雎时间推论
张正明先生在《楚居》中谈及牧野之战楚人置身事外的情况时说：“可能楚人觉得胜负难卜，所以未去。”而在那个蛮荒年代，两强征伐期间，不是盟友就是敌人的潜义词，加之丹水之阳所处武关道，是关中平原通往江汉青铜产地的战略通道。在牧野之战伐灭万国的情况下，江汉多有小国加入牧野阵营，例如：庸、卢、濮等，而身处战略要冲的楚人却从未表明过态度，极易成为周王朝讨伐灭国的对象。此时楚国只有南逃，越过汉江，进入荆蛮之地，超出周朝正常势力范围，才能保证自已安全。此设想又为后来的“周公奔楚”事件侧面证实，周公奔楚与后世赢政与吕不韦、康熙与鳌拜情况类同，可以说春秋笔法言周公奔楚，实为周公逃命到荆楚。那么其所逃之地，必然周天子大军不可轻易而至，设想几十年后周昭王南征动辄六师过境武关道，如果楚地还在此处的话，那周公逃等于没逃，没有任何实际意义。
以周公奔楚之楚子为熊绎（张正明《楚居》）倒推，可能文王在世时，鬻熊即已离开西周京宗，开辟丹阳之居；及至牧野之战时，楚人南遁荆蛮，后熊丽于雎山之间讨伐建功。
以上推论，或可解释楚都丹阳说的由来，鬻熊可能确实居所丹阳过，但也只是过渡性质，楚人很快便到达“雎漳”，而且可能鬻熊在世时已完成此迁徙过程，所以《楚居》直接写“徒于京宗”，根本没提丹阳之事。《史记》所记熊绎丹阳，可能只为后人硬搬先祖前名得来，实际其所居之地是“辟在荆山”，另“辟”之一字也可解释为“避”，楚人为躲战祸，避于荆山。
四、历史事件从侧证明早期楚国不在淅川
1、周昭王伐楚前，曾在陕西岐山西大阅公族，也即昭王六师南征伐楚之师是从关中平原出发，必沿丹水武关道进入南阳盆地。而《说文》记载一师为人，六师人加上公族附属军团，两三万人还是有的。在当时那个生产力极为落后的时代，就需要沿途诸侯国做好保障接应。于是昭王派出了“中”，打前站，联络沿途诸侯，设置行宫等行动。“中”便作“中甗”（安州六器），上刻铭文，今人还可以大致看到他的行动过程，铭文中出现了曾、邓、厥等诸侯国名，而此时的楚人若是位于武关道东出口淅川等位置，即便不出军作战，王师经过，当地诸侯朝见天子、劳军之事，总还是要做一下的吧？而现有文献未见任何记载，也未见“鄀”国之记载，也即此时武关道上还未出现“鄀”人的记载。
2、管仲问楚人：“昭王南征而不复，寡人是问。”
如果楚人于昭王时居
士山盘释文
“士山盘”铭文大意是说，周懿王叫人去收仲、鄀等国的贡赋，而有意思的是西周中期的“蠚”国，其写法与“下蠚雍公缄鼎”一致，也即“士山盘”之鄀国，即为后来淅川地区之下鄀国，若楚在下鄀之近郊，则天子纳赋，怎会同一地区之邻国不见记载？
五、鄀国历史变迁推论
由于《左传》记载：“观丁父,鄀俘也,武王以为军率,是以克州、蓼,服随、唐,大启群蛮。”也即春秋早期楚武王还未征伐周边国家之前，首先即跟鄀国打仗俘虏观丁父，那即意味着鄀国即在楚国周边，隔的最近。《楚居》文献又进一步证实此说：“至熊绎与屈紃，使鄀嗌卜徙於夷屯，为便室。室旣成，无以纳之，乃窃鄀人之犝以祭。”熊绎迁都之前，先找“鄀嗌”占卜，后确定移居“夷屯”，到夷屯后没有祭品，只好“窃鄀人之犝以祭”，这都说明楚鄀之邻里关系，鄀国地望之考证，也即成为楚都考证之重要方向。
但关于鄀国地望考证，自郭沫若在《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》中考证鄀国器物，指出在铭文中，上鄀作鄀，下鄀作蠚，两鄀说基本已成学界共识。
但关于两鄀地望变迁考证，却成为当今史学界的一桩公案！
郭沫若《两周金文辞大系》认为南郡(宜城)之鄀为鄀本国，因此称为上鄀，《下鄀雝公缄鼎》出于陕西商洛市，因此郭沫若认为下鄀即在今商密（淅川），由宜城而迁，而上鄀在商洛，后被晋所灭，成为晋邑。
据《世本》记载：“鄀，姬姓之国。黄帝之子昌意降居若水，为诸侯，此其后也。”杜预注：“昌意所封在鄀，鄀乃襄州乐乡矣。”《春秋释例·鄀》也注：“《世本》云：‘允姓之国，昌意降居为侯也’。在襄州乐乡县也。按，《隋书·地理志》襄阳郡下云：江左并置雍州，西魏改为襄州。杜佑《通典》：隋后改为襄阳，郡因之，乐乡县属焉。春秋鄀国地也。”襄州，即在今湖北襄阳。
郭沫若之意见判断大致来源于上述文献，总结起来就是：鄀之起源本国，本在襄阳附近，后北迁分化为淅川下鄀和商洛上鄀。而徐少华《鄀国铜器及其历史地理研究》也认为淅川为下鄀，但上鄀应为今河南西峡县西十五公里丁河古城遗址，陈朝霞也持此论。
而也有人把郭老的意见理解为，淅川之鄀为宜城所迁，那么宜城之鄀即为上鄀，特别是近年襄阳《上鄀府簠》的出土，引更多学者持此论。
另有魏晋杜预注《左传.僖公二十五年》：“秦晋伐鄀”曰:“鄀本在商密（淅川）,秦楚界上小国,其后迁于南郡鄀县（宜城）。历史上商密（淅川）之鄀，也确实后来为楚国所灭，内迁楚国腹地。《左传文公五年》（公元前年、楚穆王四年）；“秦师攻打朝秦暮楚的鄀，城破，楚穆王未予理会。不久，鄀又背秦向楚，楚穆王便让鄀君举族南迁至楚国腹地”。
因此，鄀国之变迁，鄀国之本宗、上鄀、下鄀地望沿袭考证，就变的十分困难。学界仍在就以地域分、以时间、以金文沿革区分上争论不下。今本人结合已考证的相关历史事件，作推论如下：
1、殷商之鄀
鄀，在商朝称为“若”，出土有青铜器《若癸鼎》、《亚若癸尊》、
《亚若癸卣》、《若父己2爵》、《亚若父己爵》等，从若称“亚”来看，若应是殷商“内服诸侯”（丁山《甲骨文所见氏族及其制度》）。
简单来说殷商时代诸侯封号前加“亚”的，都是掌军权与宗庙的国之重臣。另传说殷商时期若国以占卜著名，甲骨文卜辞有“若受年”的记载，今《楚居》文献中也说楚王熊绎迁都前先找“鄀嗌”占卜，据此来看，鄀人善卜之事为真。
古人信奉的是：“国之大事，在祀与戎！”若人善卜，“在祀与戎”都为重臣，其封地必然处于商王国都周边，河南地界，必然不会到江汉流域这么远的地方。
2、王朝更替中的鄀国
作为殷商重臣，牧野之战后，竟然还得以保留宗庙，作降爵处
理，这就显得有些特殊了。今人于金文中所见凡有“亚”字国号者，基本于牧野之战后，再也未见，鄀国何以可以在王朝更替中宗庙不灭？一定发生了什么后人不知道的事情。
我们可以设想，当时有部分鄀族人投降或于阵前倒戈向周王军队，如果作此设想，就可解释鄀人宗庙得以保存，降爵处理的结果。
3、前朝遗老鄀国，没有可能被分封到淅川
淅川位于武关道东出口，江汉平原金锡运入镐京的必经之道，
不可能更朝换代之初，便让敌对阵营刚投降过来的方国，处在如此重要之关口。周昭王南征伐楚之相关金文记载（中甗），也无鄀国处于此附近的记载。
4、上鄀与下蠚可能是大宗与小宗之分
牧野之战后，前朝遗老鄀族被迫从中原迁移到了江汉地带，也
即后来的南郡若县（宜城），后来“辟”(或作避)于荆山（南漳）的熊绎听说前朝商王御用卜算大师在自已附近，于是前往慕名求教，后受指点迁都“夷屯”。鄀国移居江汉之事，反过来又可以引用《楚居》记载印证：“至熊绎与屈紃，使鄀嗌卜徙於夷屯，为便室。室旣成，无以纳之，乃窃鄀人之犝以祭。”
而周懿王时代《士山盘》所记商洛地区之蠚，与后来《下蠚雝公缄鼎》之下蠚应为一脉，该部或是牧野之战中投降叛变之鄀人。想来只有同时出现两部“鄀”人才有上下之分的需求和必要。
断定此两鄀为两宗理由为：
(1)淅川之鄀国应当不是宜城迁往。
《左传》记载：“无亦监乎若敖、蚡冒至于武、文？土不过同，慎其四竟，犹不城郢。”杜预注:“方百里为一同。”那么在周懿王时代楚国只会愈加弱小，根本没有侵蚀鄀国的能力与欲望。鄀国没有外迁之理由。
(2)楚武王俘虏观丁父的时间，在“士山盘”所记蠚国之后许多年才发生的事，也即楚武王开始攻打身边鄀国之前的好多年，下蠚国即已存在。
(3)字形发展解意，我认为分为上鄀与下蠚两宗并行发展。
以上我们通过史料印证对比推论，在石泉先生和张正明先生先期“雎漳”之地在南漳的基础上，确认了楚人先期活动地域，探讨了“丹阳”之名的可能来由，并就现有西周史料事件，分析加强了楚国早期活动地域不在丹淅的论断，还就鄀国之发展作出了一番推论，并与《楚居》结合的基础上作出了“上鄀、下蠚”各自并行发展的论断。
作者/来源：宜酝千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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